人类家庭正发生着各种深刻的变化, 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家庭结构越来越简单, 规模愈来愈小; 作为家庭延伸部分的邻里正在消退, 家庭的边界在紧缩; 电子信息破门穿墙而入, 成为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第三者”, 悄悄地改造着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 家庭前所未有的脆弱, 离婚已经成为家庭生活的关键词。家庭是一个天然的教育机构, 对人成长的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 家庭的危机同时也是家庭教育的危机。
人是“生理性早产”[1] 的动物。据人类学的研究, 直立行走对人类来说意义非凡, 但也是有代价的: 由于重力的作用, 与动物相比, 婴儿在母亲子宫中存在的时间要短很多, 出生之后不会走路, 不会说话, 是相当脆弱的“早产儿”。对刚出生的婴儿来说, 外部世界与母亲的子宫相比, 是相当严酷的, 只有靠家庭的保护才能满足生长的需要并避免伤害, 在这一意义上, 家庭扮演了“第二子宫”[2] 的角色。人类不仅有“第二子宫”, 还有“第三子宫”——学校。正是由于家庭和学校的存在, “外表脆弱”的人类才能超越所有动物, 成为塔尖上的物种。
我们的生命都是从家庭开始的, 没有家庭, 我们的生命几乎无法存活, 因此家庭具有生命意义。另一方面, 我们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 都是在家庭中获得初步的结构和定型的, 家庭给每一个人的不仅仅是生理生命, 还有精神生命。我们怎样说话、怎样思考, 如何与他人交往, 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的, 因此家庭能够深刻而直接地浇铸个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长大成人之后, 我们以为家庭的影响消失了, 但实际上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 我们一辈子都载着家的烙印, 用心理学的话说就是“成长中的家庭经验形成我们心理的整个深层结构”。[3] 以上两个方面充分说明,家庭从来都是一个“教育机构”, 或者说, 教育是家庭的本然功能, 是家庭的内在构成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 家庭的变化, 也就意味着家庭教育的变化。
一、“越来越小”与教育资源的稀释
规模变小、结构简单是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国家家庭发展变化的共同趋势。例如, 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 平均每家人口还保持在 4.9 人左右, 到了 90 年代, 已经下降到 2.9 人; 在家庭结构方面, 以父母与未成年人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 从70 年代开始, 就已经达到 60% 以上。[4] 我国第 5 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 2000 年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仍然是我国家庭的主导型家庭样态, 但家庭规模逐步缩小, 由 1982 年的 4.41 人, 到 1990 年的 3.96人, 再到 2000 年的 3.44 人。[5] 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规模变小、结构简单的趋势至今没有止步的迹象, 核心家庭也不是终点。只有夫妻没有孩子的“丁克”家庭、单人家庭、单亲家庭的比例正在上升。即使核心家庭, 形式虽然完整, 但更多的是最低限度的核心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增多, 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但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孤单, 因为“ 独生子女是人类家庭生活中的共同现象, 这种现象也许会永远继续下去。”[6]
家庭规模变小、结构简单的内在原因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的需要。笨重而复杂的大家庭不适应工业化所要求的易搬迁、好移动的需要, 纷纷解体, 变成了越来越小的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作为当代家庭的主导形式, 具有规模小, 易移动的特点, 能够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生活的需要。另外, 技术的发展, 也为这一变化提供了保证, 比如避孕和堕胎技术的发展使现代人更加自由的选择要不要、什么时候要、要几个孩子。当然, 人们观念的变化和对婚姻的态度也是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
家庭规模变小、结构简单化对子女也有好处。比如,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在小家庭中子女受到的关注较多, “较小的家庭规模对亲子关系会有积极作用。父母由于孩子少就会有更大的耐心, 因此很少用惩罚的方式教育孩子。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每个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以及一些其他的特殊需要。”[7] 家庭关系简单, 日常的矛盾和冲突减少, 儿童更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家庭环境中。但“坏处”也是明显的, 首先是小家庭生活的儿童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出现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父母只有一两个孩子时, 会对儿童施加更多的压力。所以, 出现焦虑的现象在小家庭中的儿童身上更为普遍。”[8] 这一点在我们国家尤其明显, 我们是家庭本位的, 父母在潜意识里都将子女视为自我的延续, 在子女身上寄托了太多自己今生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望, 父母甚至可以为了子女不要自己的生活和人生! 这样的文化, 父母子女血脉相连, 情意浓浓, 但绑得太紧, 难免双方都累。在多子女的情况下, 兄弟姐妹还可分散、分担一下父母的殷殷期望, 如今, “万般期待”都得独生子女自己一个人扛, 焦虑和压力是不得不承受之重。
其次, 祖父母一代影响的弱化, 或者说祖父母一代作为教育资源无法充分发挥效用。祖父母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是配角, 在儿童教育中起着次要的作用。但这“次要的作用”, 对儿童的成长也是不可替代的教育资源, “那些没有祖父母的家庭应该是很可怜的, 这是因为在这些家庭里, 其父母所不能给予孩子的东西却一定要由父母给予。”[9]祖父母在性情上更接近儿童, 有时候一如儿童一样天真烂漫, 他们对孙辈的爱更纯粹, 甚至可以不考虑人情世故和利益得失, 这一点与父母更多的现实考虑不同, 是父母所不能给予的。祖父母与父母相比有更多的人生经验, 虽然在当今时代, 老一辈的人生经验越来越不受待见, 但这种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仍然是珍贵的儿童教育资源。另外, 祖父母、父母、儿童这样三代组成的家庭才是代际完整的, 第三代可以从父母如何对待祖父母、祖父母如何对待父母中学到很多东西, 包括道德和生活智慧。很明显, 家庭规模变小、结构简单化, 使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因祖父母在场而自然拥有的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因素。
第三, 同胞关系的消逝与手足之情的湮灭。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要经历多种关系, 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是人生早期最重要的两种关系, 成年之后, 重要关系类型才有所演变, 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增大。在大家庭时代, 同胞关系是普遍而自然的, 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其有多重要。在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导的今天, 同胞关系的稀少才促使我们意识到手足之情的重要性。“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命中, 同胞关系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关系。实际上,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 手足之情在重要性上恐怕仅次于亲子关系。在生命靠后的日子里, 当父母离去的时候, 手足之情便可能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依恋关系。”[10] 父母会陪我们走过人生早期, 但会先我们而去; 孩子长大后会离开家庭, 丈夫或妻子一般会缺席我们的早期人生, 在婚姻极端不稳定的今天, 是否会陪伴我们走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还是未知之数, 如果有同胞的话, 只有他们能够更多地分享我们的生命周期。如今, 这美好和稳固的人性关系正在渐渐离我们而去, 生活在小家庭中的儿童再也无法体会到这种关系的温暖。
同胞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除了情感依恋之外, 还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影响是通过兄弟姐妹的交往和互动而产生的。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 同胞关系对儿童的智力、言语发展、人格、自我意识、社会理解力和性别观念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因为“通过兄弟姊妹之间的交流获得的技能有助于儿童换位思考的发展、道德的成熟, 并且让他们学会与家庭之外的其他儿童进行交往。”[11] 在人生早期, 亲子关系、同胞关系之外, 朋友关系也很重要, 而同胞关系往往是朋友关系的“模版”, 直接影响儿童与同龄人的交往。不仅如此, 兄弟姐妹间亲密关系的存在还可以部分缓解学校、社会生活的压力和消极影响。如今, 在小家庭中生活的儿童已经没有办法享有同胞关系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 因为没有兄弟姐妹, 朋友关系成了亲子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关系, 但朋友关系也没有了“模版”, 没有了邻里关系的支撑(后文论及) , 也变得稀少、混乱、脆弱。间接的影响是由于孩子的增加而导致的父母行为的变化。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表明, 第二个孩子的出现对第一个孩子所垄断的父母的爱和保护起到调节作用, 不至于过度。“第二个孩子的诞生会大大改变第一孩子的地位, 使其集父母爱和关心于一身的类似皇太子和太阳系中的太阳那样的安定生活发生骤变。”[12] 溺爱一直是小家庭子女教育的一大硬伤, 根源就在于独生子女家庭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散父母的关注。如果有多个子女, 父母的情感投注自然是多点的, 在几个孩子身上相对平均的分布, 而在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的情感投注则是单点的, 全部倾泻于独生子女身上, 溺爱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具有结构性的必然性。
二、“边界内移”与邻里教育资源的消逝
过去, 邻里是家庭的自然延伸, 家庭的边界很大很大, 在一定意义上邻里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才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在传统结构中, 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 周围划出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 生了孩子要送红蛋, 有丧事要出来助殓, 抬棺材, 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13] 在这种生活方式下, 每一个家庭都向外延伸, 形成的交集就构成了邻里。邻里作为家庭的延伸和扩展, 分担了家庭的部分功能, 比如情感依赖、安全保护、儿童教育等等。即使是在传统的城市生活中, 邻里关系的这些特点也是存在的。比如, 过去的街道, 实际上就是“城市里的乡村”, 生活在街道里的家庭, 其边界可以延展到整个街道。
如今, 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城市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加工厂, 城市生活成了现代人主导性的生活方式。但城市是陌生人的世界, 除了家人, 几乎所有人都是陌生人, 包括比邻而居、就在对门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鲍曼认为,陌生人就在家门口, “制作更巧妙的锁、门闩和防盗铃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和为数不多的繁荣工业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真正或假想的实际用途, 而是因为他们的象征性价值: 对内, 它们传达了我们不会受到打扰的隐士般的住处边界; 而对外, 它们传达了我们的决定, ‘对于所有我关心的事情来说,外面可能是一个荒地’”。[14] 可以说,都市生活中的人们对门而居却彼此陌生, 家的边界已经紧缩至大门之内。
家庭边界之所以如此紧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现代城市生活的特征决定的。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 我们的周围充满了陌生人, 我们自己对他人而言也是陌生人。都市人享受着乡村人所无法享受的自由和理性, 也忍受着乡村人无须忍受的冷漠和孤独。[15]第二, 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使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变得短暂、局部, 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建立关系本身已经不再是目的。第三, 城市拥有众多的人口, 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即城市人口的特征在于数量巨大、构成异质, 使得彼此的认识与交往更加困难。第四, 住宅高密度使彼此认识、熟悉变得更加困难, “在一些城市里, 每英亩 20 或更高的住宅密度则表示, 很多在距离上住得很近的人相互间却并不认识, 而且将永远成为陌生人。”[16]
家庭边界的收缩,对儿童的影响尤其大。正如科林·沃德(Colin Ward) 所言, “现代的住房开发‘消灭’了社区精神, 取而代之以家长独裁主义, 它限制了孩子们的户外活动, 从而在个人的人生早期阶段就阻碍了基于地方的朋友关系的发展。“[17] 现在的孩子, 只有在家里, 在父母的眼皮下面才是安全的, 哪怕是在自己的小区, 单独活动也是不安全的。由此孩子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生存在家和陌生世界的两极之中, 失去了邻里独立玩耍、与伙伴交往, 感受邻里亲情的经历。没有了兄弟姐妹, 同龄朋友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 其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邻里和社区的萎缩与消逝,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甚至剥夺了孩子们与同龄伙伴的玩耍与交往, 孩子们不得不在人生早期就开始体验没有朋友的孤独。
家庭边界的紧缩, 邻里生活的消逝给成长中的儿童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 由于孩子不能独立地与同龄人在外玩耍, 孩子们的户外活动与上一代人相比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活动量减低, 身体运动减少, 直接的后果是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不让孩子单独外出玩耍, 而家长又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进行户外活动, 导致将孩子关在室内的时间增加。室内时间的增加又与很多心理问题密切相关。很多孩子孤独的呆在家里, 慢慢迷上了网络和电子游戏, 甚至网络或游戏成瘾, 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第二, 长期、严密的成人监控生活不利于儿童性格的成熟。很多促使性格成熟的经验都是发生在没有大人监督下与同龄人的交往。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 孩子们会自发地探索人际交往的规律、应对复杂而又陌生的环境、体会人与人的差异。在这一过程中, 孩子们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而错误正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孩子们正是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慢慢长大。第三, 儿童依赖性增强。既然总有大人相伴, 我为什么还要自己操心呢? 结果是儿童的依赖性增强, 什么都要靠大人帮忙。第四, 助长对人性的不信任。生活在没有邻里这种两极对立的世界里, 甚至连对门的邻居都是陌生人。因为陌生人是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远离、避开他们。问题是, 现代生活, 尤其是都市生活充满了陌生人, 陌生就在我们的家门口, 不相信陌生人实际上意味着不相信生活中的大多数人, 包括同一个小区、甚至是对门的邻居。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们还能信任什么人? 这样的逻辑很容易给孩子们造成一种心理印象: 好人难觅, 坏人当道, 人人皆可疑。心理印象还是表面, 久而久之, 年轻一代就会在内心深处形成对人性的不信任: 既然人人皆可疑, 那就意味着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三、“门禁失守”与教育能力的衰退
城市生活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边界的萎缩, 但紧紧绻缩于家门之内的家庭在电子媒介盛世并不能将外部世界关在大门之外, 因为电子信息可以穿墙而入, 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家庭这一紧缩的空间进行全方位的侵袭。电话、手机、电视、网络等等电子媒介都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进入大门紧闭的家庭空间。这种状况的存在, 主要是由电子媒介的特性决定的。电子媒介作为一种非物质化的信息存在, 具有对物质和物理空间的穿透力, 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 整个地球都被连成一体, 成为“ 地球村”, 家庭不可能成为电子媒介渗透的“死角”, 注定要经受电子媒介的洗礼。另一方面, 与他人交往与接近是人的基本需要, 用吉登斯的话说我们都有“接近的冲动”。而生活在陌生世界中的现代人对邻居和周围的人充满了戒备, 无法通过直接交往满足自己与人“接近的冲动”, 转而求助电子媒介与他人进行间接交往。也就是说, 电子媒介为满足现代人的交往需要提供了一种替代方式, 这是电子媒介能够登堂入室的另一个原因。
由电子媒介导致的家庭“门禁失守”对儿童的影响是多重、多维、多向的。从积极的方面讲, 电子媒介填充了因家庭缩小、边界紧缩所导致的儿童的孤寂生活, 为儿童创造了另外一个生存与交往的空间。关于电子媒介对当代儿童与青少年的积极意义, 很多研究已经有相当充分的揭示, 这里着重探讨消极的一面。
电子媒介登堂入室, 改变了家庭的人际环境, 而家庭人际环境的改变, 则会对儿童产生影响。电子媒介改变了涂尔干所说“物理密度”(physical density) 与“精神秘度”(moral density) [18] 的比例关系。物理密度就是在一定地域一定土地上的个人数字, 精神秘度就是个人间交往与沟通的强度。电子媒介以前的时代, 一个特定空间的物理密度与精神秘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相对均衡; 而在电子媒介时代, 一个物质空间则可能物理密度很大, 但精神秘度却很低。在家庭里, 家庭成员虽然生活在一个空间里, 却分别通过电话、电视与家庭外的人进行交往。“父亲上网, 母亲看电视”成了现代家庭生活的基本画面。另一方面,电子媒介模糊了人们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关系。作为职业人, 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带回家去做。我们总是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给我们带来解放, 但事实是每次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却是更加繁忙的工作。过去, 下班回家了, 工作的事情就被关在了家门之外, 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联系被中断。如今, 因为电子媒介的存在, 一个电话、一个邮件、一条短信都可以让我们中断私人生活开始在家工作。作为职业人, 我们都知道很多单位和部门都要求自己的员工手机 24小时开机待命。也就是说, 电子媒介的存在, 为职业生活对家庭生活的霸权提供了便利。正是这些原因, 导致现代人对自己的家人也越来越冷淡, 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人甚至也快被我们遗忘了。一项统计显示, 在网络发达的美国, 成年人平均每天花 6.43 小时接触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 而与家人沟通的时间平均每天只有短短的 14 分钟! [19]
大门紧闭, 与邻里伙伴的交往变少; 家庭成员本来稀少, 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 彼此之间交往的强度与质量下降, 儿童在成长中需要忍受的孤独寂寞可想而知!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 由家庭交流与互动减少导致的家庭教育能力的衰退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孤独的家庭生活使儿童有机会越来越多地接触电子信息, 沉溺的可能性加大, 受电子信息负面影响的程度加深。近几年来, 网络沉溺已经越来越成为阻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巨大障碍, 成了社会和教育的热点问题。更可怕的是, 儿童即使没有患上电子和网络沉溺症, 其电子生活的扩张也会削弱家庭的教育能力。
诺丁斯忧心忡忡地指出, “实际上, 更大的危险可能在于总是把孩子关在家里。儿童在电视和因特网上耳闻目睹的东西在真实的好家庭中可能从来接触不到。”[20] 因为电子媒介不像印刷媒介那样在儿童面前竖起一道通向成人世界的高墙, 而是带领儿童自如地进入成人世界。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媒介以影像为代码来展示世界, 而影像代码不像文字代码那样难以掌握, 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 就可以理解。这样一来, 在电子媒介这一新型媒介环境里, 家长和成年人相对于未成年人的优势大幅度降低。一个明显的结果是, 家长的信息控制权空前削弱。不方便、不适合孩子看的书可以藏起来, 但电视是没法隐藏的。家长可以将“儿童不宜”的图书关在大门之外, 但电子信息可以穿墙入室, 是无法关在门外的。
与成人信息控制权降低相联系, 成人后台行为大量暴露。成人后台行为过早暴露, 其直接的后果是成人群体的神秘感的丧失。通过电视等电子媒介, 儿童了解了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成人世界的另一面, 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控制自己的后台行为所塑造的形象, 成了“泥菩萨”, 在“电子雨水” 的冲刷之下很快溶化! 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觉得大人“不过如此”, 成人世界“就那么回事”, 对成人及其生活的敬畏和好奇与日俱减。关于这一点,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有真切的体会: 孩子们越来越难管了, 你说什么, 他都一副知情的模样, 弄得做父母、做老师的心里发虚。
四、变动不居与教育功能的弱化
如今, 家庭比任何时代都容易解体, 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的离婚率全部呈上升趋势, 所以有人说, 家庭已由稳如磐石的“ 石器时代”进入精美易碎的“瓷器时代”。[21] 过去, 人们结婚的时候都渴望白头到老, 如今, 我们在这方面的自信越来越低。我们国家的大城市, 比如北京、上海, 离婚率基本上在25% 以上, 也就是说, 四对夫妻就有一对会离婚。在发达国家, 几乎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夫妻不能善始善终。在美国, 人口统计学家估计, “在所有的第一次婚姻中有三分之二会因离婚或者分居而不欢而散,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儿童, 也就是今天的青少年中, 有将近一半的人会有父母离婚的经历, 并要有大约 5 年的时间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22] 如今, 对一部分人来说, “ 对婚姻最大的恐惧可能已经不在于它所要承担的巨大义务, 而是可能在某一天自己的婚姻被证明是那半数失败婚姻中的一个。”[23] 对另外一部分已经“参透”的人来说, 他们不再追求白头到老的婚姻, 而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双方的结合也许是短命的。对很多人来说, 行走在婚姻之间, 即结婚、离婚、再结婚、在离婚, 已经变成婚姻生活的一种常态。
帕里罗等人将高离婚率归结为三个因素, 即妇女角色的变化, 态度、法律和人口因素, 对婚姻期望值的改变。[24] 确实, 随着社会的发展, 妇女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 她们有了更多的自主、自立能力, 不再依附于男人, 离婚对妇女来说不再是天塌地陷一样不可接受的事情。社会对离婚的态度更加宽容, 不再将离婚与道德、人品联系起来, 法律也放松了对离婚的种种限制, 只要夫妻双方同意, 一段婚姻可以在顷刻之间完成宣告结束的所有法律手续。如今的家庭仅仅是建立在感情或者说心理之上的, 人们通过婚姻与另外一个人结合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自我满足, 除此以外, 人们不再对婚姻抱有更多的期望。也就是说, “婚姻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必须, 成为一种仅仅由情感满足来维系的一元结构, 在缺乏情感满足时婚姻则难以维持。”[25]离婚, 或者说家庭的解体对处在感情危机中的父母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 他们可由此开始新的生活, 但家庭破裂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复杂和剧烈。如前所述, 稳定的家庭是儿童成长的园地, 起着“第二子宫”的作用。一般情况下, 家庭生活的质量越高, 就越有可能培养出自尊、自信、自强的社会成员, 因为“在别的一切都等同的条件下, 生长在双亲家庭要比生长在一个单亲或失去双亲的家庭里好得多。”[26] 研究揭示, 生活在破碎家庭的儿童与生活在健全家庭的儿童相比, 不仅在智力发展上有一定差异, 而且在情感、性情的稳定性上、行为的社会适应性上也有较大差异。父母离异的儿童在少年犯罪、同伴关系和学校表现上出问题的概率要高很 多。[27]
家庭的破碎为什么会对儿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首先, 父母不幸婚姻的解体对儿童来说意味着要面对的挑战甚至恶梦才刚刚开始。家庭生活不是成年人生活的全部, 但家庭几乎是儿童的整个世界, 因为“儿童无法想象一个除了他们家庭之外的世界”。[28] 家解体了, 父母的天只是塌了一片, 而儿童的整个世界都颠覆了。第二, 儿童正处在身体、心理发育的不稳定时期, 处在人生的不成熟和相对脆弱阶段, 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环境, 正如脆弱的胎儿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母亲子宫一样。但家庭的解体与变故使儿童身心成长的内外环境处在双重的动荡之中, 导致儿童成长的内外交困。研究表明, 父母分手后的头两年是儿童的“危机期”。[29] 这时的儿童有两项特殊需要: 更多的感情支持、规律的日常生活以获得安全感。问题是, 刚经过人生重大变故的父母往往自顾不暇, 哪会给孩子更多的感情支持? 刚刚与伴侣分手的母亲或父亲, 也处在生活的重新适应和调适应期, 生活的规律性更是难以保持。正是这个原因, “危机期”的孩子往往会有外在行为的失序与内在心理的失序。第三, 由于离婚家庭的子女多数跟随母亲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绝大多数的孩子将只与他们的父亲有很少的接触、甚至没有接触, 最终会出现“缺席父亲”现象。父亲角色与母亲角色一样,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父亲角色与形象的模糊必然造成终身的心理阴影和人格缺失。
[1]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 现代教育学基础[M]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65.
[2][27] 迈克尔·G心泽伊. 擒获未来: 21 世纪的科技与人类生活[M]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245, 248- 255.
[3]约翰·布雷萧. 家庭会伤人: 自我重生的新契机[M]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33.
[4]吴建华. 近代以来日本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J]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5) .
[5]王跃生.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分析[J] .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
[6]苏珊· 纽曼. 独生子女: 欢乐与挑战[ M ] . 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4: 7.
[7][8][11] 劳拉.E. 贝克. 儿童发展( 第五版) [M] .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797, 797, 798.
[9][12] 罗崇浩. 孩子和家庭成员关系[M] .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 81, 86.
[10]贝蒂·卡特等. 成长中的家庭——家庭治疗师眼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 第三版) [M]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205.
[13]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
[14]齐格蒙特·鲍曼. 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314.
[15]高德胜. 论道德教育的城市遭遇[J] .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 .
[16]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5: 231.
[17]保罗·诺克斯. 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07.
[18]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43.
[19]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13.
[20]内尔·诺丁斯. 始于家庭: 关怀与社会政策[M]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86.
[21]陈根法. 德性论[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49.
[22]劳伦斯·斯滕伯格. 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第7版)[M]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178.
[23][24] [美] 文森特·帕里罗等. 当代社会问题[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285, 285- 286.
[25][28][29] 小弗兰克•F•福斯汀伯格等. 家破人“惘” — —美国社会家庭问题分析[M]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 13, 39, 106.
[26][美] 弗朗西斯·福山. 大分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50.
